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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所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的元朝土城墙内，花园路3号（现花园路6号）买了26亩地，已开始搞抢建工程的基本建设。那个时候，这里还是郊区，周围是一片农田。当时中央的精神是“要求的很急”，二机部的要求是：边建设、边调干（调干部）、边工作。吴际霖副局长让父亲和李嘉尧叔叔负责九所的基建工作，配有懂得基建工作的屠尔勤作技术工作。为了统一领导，父亲他们建立了党支部，由父亲担任支部书记，李嘉尧、张增福、张宗林等为委员。新来的人员都参加抢建工程劳动，二机部部长和九局领导每周六下午都来参加劳动，运土、和泥、搬砖。邓稼先也拉石滚子平地。休息时，宋部长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大家请部长讲话。宋部长说，我们第一颗先按照苏联的模型搞，照猫画虎，不改他的，第一颗以后再研究怎样改进。

　　父亲说，那时他们非常相信苏联，希望他们早点运来模型弹，所以在模型大厅周围拉上了铁丝网。没有铁栏杆，就到附近去找，看到铁道部干校有，就与干校商量先拆下来给模型厅房间的窗子装上，再与铁道部干校协调后续的事。父亲他们还把北京铁路西站到九所模型厅的沿路所有路段进行了检查，不平的地方修补平，记录哪些地方转弯要注意慢行，检查得很细，准备很充分。在“接货”之前，父亲他们还按领导对安全保卫保密工作的要求，在面积不太大的九所内，配备了一个连的兵力警卫，严之又严地设防部署了安全保卫保密工作。这时，就等着苏联把模型弹运来了。

　　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撤走了专家，并扬言没有苏联专家的援助，中国二十年也造不出。这是一个令人愤怒的日子。困难面前，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周恩来总理指出，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九局（九所）领导提出“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争取早日造出争气弹！”的誓言，成为九所所有职工的奋斗目标和坚强决心。为了不忘1959年6月这个苏联背信弃义日子，“596”成为我们研制第一颗的代号。

　　九局是专门负责核武器研究、设计、生产、试验的直接领导机关。从建立九所开始，就设立了保卫保密组织机构，把保卫保密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来确保研制工作的绝对安全。那时，公安部专门设立了统一管理和指导全国核工业保卫保密工作的机构，名称叫“原子能事业保卫局”，其中的二处专门负责九局所属单位核武器研制、生产、试验和协作单位的有关保卫保密管理，并派张庆林常年在九局（九所）的保卫部门参与工作。因此，保卫保密工作稍有情况，公安部原子能事业保卫局马上就能知晓。

　　在交底的时候，给科研人员每人发一个保密包，并按人编号；保密本全有页号编码，规定科研用纸和保密本在非工作时间，必须装入保密包交到保密室专门保管，上班时再按规定领取。要求大家严格遵守“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传的不传”的保密纪律；同时提出了保单位性质、保单位地址、保隶属关系的“三保”要求。出于保密掩护的需要，还规定，如果有人问九所是哪个单位的研究所，就说是科学院的一个所。

　　在管理工作上，凡涉及科研工作的会议都须有保卫保密干部参加；大型实验都有保卫保密专人负责安全；保卫干部必须深入实际和职工一起跟班工作，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必须密切注意了解掌握生产、实验现场的保卫保密状况和周围敌情、社情动向，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处理；严格门岗武装警卫制度；对进出单位大门的人员，实行严密的验证控制和管理；工作单位、性质、地址保密且都使用掩护名称和代号，通信地址使用信箱代号。保卫保密工作的重点，就是围绕科研生产了解掌握详细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安全保卫保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排除各种不安全因素，及时完善保卫保密制度。对发生的失密、泄密事件进行及时严肃追查和处理。对选调的干部和科研技术骨干，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以保证进院人员政治上纯洁、百分之百可靠，再经过严格的入院保密教育，把保密要求深入人心。

　　九所初建时期，科研工作刚起步，尽管有被誉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的朱光亚副所长专门负责抓科研，有才华出众的邓稼先等青年科学家和一些新来的大学生在开展的理论研究工作，但当时最迫切、最重要、最关键、最急需的，还是需要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工程技术骨干，来加强整体研究、制造力量。在九局领导努力下，经中央批准，我院需要紧急在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选调105名高中级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包括点名调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龙文光等著名科学家。

　　塔院，又因早年院子的南边有一片僧人的墓塔群，即一个主塔和几十个小塔，因此而得名。那时，塔院的周围基本都是农田，只有塔院后门对面的北医三院有几栋家属楼。当时的塔院1号有6栋五层的宿舍楼，因外墙是黄色的，我们称黄楼。我家住在2号楼五单元302房间，有两个卧室，一个小饭厅，一厨一厕，一个凉台，一个阳台，厕所里装有一个澡盆，冬天屋里有暖气，锅炉房可供热水，可以洗几次热水澡。塔院还建有小学、幼儿园、商店、菜店、礼堂、理发店，塔院的这些住房和生活配套设施在当时看来，修建得很快而且还比较好，我这时进了塔院里面的“北京九一小学”上一年级，哥哥则继续在北京香山慈幼院上学。

　　为解决吃饭这个当务之急，力保科研人员减少浮肿，九所党委统筹决定，调剂每个人的粮食定量，科研人员每月31斤，行政人员27斤。当时，北京普通市民只有21斤。父亲讲过一件事，说所里有一个女个子大，工作很出力，吃得多。干活出了大力，就饿得受不了，她伪造了饭馆的饭票，在饭馆混吃了一碗糊糊，被发现后抓了起来。父亲去饭馆把她给领了回来，跟她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肚子饿要想别的办法，或向组织反映，不能到饭馆去混吃，更不要伪造饭馆的饭票，那样就更糟糕！”在所里，父亲让她那个单位的领导注意她的情绪，不要因为感觉太丢人而出什么问题。没想到，很快就有人在父亲的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保卫保密干部纵容小偷。”父亲把这件事向党委书记吴际霖汇报，并建议考虑这个女的实际情况，增加一些定量。过了一些天，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她非常感谢组织对她的爱护。

　　父亲的粮食定量是27斤，与大家一样一个月4两肉、4两油，买菜也要凭本定量供应。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每天晚上加班到12点多，父亲的腿脚也肿得老粗，常常穿不上鞋，身体浮肿很厉害，每天吃两份“糠麸粉”（糠麸粉是麦子和杂粮的皮磨成的粉）抗浮肿也不顶事。后来，父亲就去同仁堂药店买“大力丸”来补充身体能量坚持工作。以后这个“大力丸”买不到了。李嘉尧叔叔的爱人是大夫，对父亲说：“你知道为什么‘大力丸’很难买到了，是因为大家都吃不饱饭！你就不要再去跑了，你把吃药的钱用来买点不需凭票供应的高级点心吃。”那时是一斤猪肉几毛钱，职工月工资几十元的年代。所谓不要票的高级点心、高级糖果，也就是现在大家已经不怎么吃的桃酥、饼干或糖果之类的食品，当时是稀罕物品，父亲便去买了一些来补充身体的需要。

　　1961年5月，九局党委决定父亲任政治处第一副主任，负责常务工作。副书记袁冠卿兼主任，后因他高血压病较重，本身抓基建、抓生活配套较忙，又明确父亲负责政治工作。这一年，父亲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保卫保密工作外，又负责了组织、宣传、干部、劳资、团委、小学和幼儿园工作。父亲说，在一次党委会上，邓稼先提议车队也让父亲管起来，父亲觉得这是管后勤领导的职责，但是郭英会副所长使眼色说：“让你管你就管嘛！”于是父亲的工作又加上了管理车队。好在有党委领导，依靠职工、依靠王玉振、降今夫等三位副主任做好各自分管的工作。

　　到了221厂之后，李觉和程诚在干部会上宣布，父亲任221厂保卫处长。父亲克服初到青海的高原反应，立即投入到我国第一颗首次核试验任务。当时，九院为首次核试验成立了第九作业队，李觉院长任队长，下设七个作业组，父亲任保卫保密组组长，负责“产品”（第一颗）的火车、飞机运输安全及场地安全保卫保密的具体工作，并随专列从221厂火车站押送“产品”到新疆大河沿火车站，然后转伊尔-14飞机押送至马兰开屏机场，最后随专用直升飞机运送“产品”到试验场地的铁塔下。

　　1964年10月16日，当第一颗吊装上塔、完成插接雷管工作并完成自检、互检和领导检查之后，所有参试人员撤离，最后由父亲和公安部原子能事业保卫局高伦副局长、九院负责保卫的乔献捷副院长三人进行安全检查，并与李觉院长一起在塔下再次检查无误，，最后加锁密封，撤离现场，来到60公里外的观察所。下午15时，父亲和第九作业队的战友们一起，亲眼目睹了蘑菇云的升腾，热泪盈眶，与大家一起欢呼跳跃和拥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