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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15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兰州甘肃学院任教，1939年起，在中央军官学校(黄博军校)第七分校及西北干部训练团担任政治教官，讲授《西北史地》。1945年12月，我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长，同时兼中苏联谊社执行秘书(相当于总经理)。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地点就设在中苏联谊社，因此我自然而然提任了招待组组长之职。

　　这次谈判发生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奋力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在中国的坚决斗争和中国人民、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尚需准备时间的蒋介石不得不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到重庆参加谈判。中国为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于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28日，、周恩来、王若飞、等代表在国方张治中将军及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以后又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停战协议，并决定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实施停战协定。军调部国、共、美三方负责人分别为郑介民、、罗伯逊。该部下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分赴东北、华北、中原三个冲突地点，执行调处工作。

　　早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后，中央和中国人民就从关内调集大批军政干部进入东北，将东北原来的抗日联军和地方武装改编为正规武装力量，并发动群众积极参军(曾于1945年12月28日发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讲话)。也将主力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六十一军、等共15个军、51万兵力投放到东北。这些部队原先大多在缅甸境内对日作战，因而受到美式武器的全副装备。战事结束后，这些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海运、空运等途径进入东北。根据的战略方针——“让开大路(指铁道线)，占领两厢”，军队沿铁道线年初才推进到长春，接下来就根本无法继续深入了，长春以北均占领。长春以南国方也只是控制住了少数几个城市，广大农村亦早已掌握。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

　　为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下令组织军调三人小组接待委员会，由东北行辕长宫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江苏武进人，现在台湾，曾任中央常委、《》、《工商时报》董事长)、沈阳市市长董文琦(后曾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沈阳警备副司令彭譬生(现在香港)三人负责。接待委员会下设四个组——总务组、警卫组、宣传组(负责新闻发布，组长洪同，后曾任台湾清华大学训导长)、招待组(四组之重点组，负责供应三方代表食宿和会议地点、协助双方举行记者招待会，组长就是我：该组副组长有两个，一个是李焕，后曾任台湾“教育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另一个是原燕京大学教授古志安)。

　　中苏联谊社(解放后改名沈阳招待所)位于沈阳潼关街中段，前身是原日本商人兴建的一个大型招待所，称为“奉天大厦”。该社是当时沈阳最大的现代化旅馆，主体建筑高7层，有大小房间400多个，房内均有地毯、沙发、电灯、电话、电风扇及卫生设备，这在当时算非常先进的了：七楼房间较少，但有一个大会堂，可容三、四百人同时开会。除房间外，配套设施有电梯、电影院、图书馆、餐厅、理发厅、弹子房等。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我和余纪忠、李焕、洪同等人一起把它接收下来，增建了体育场等配套设施。因当时苏联红军尚未完全撤退，该社用来招待联红军，故而改称中苏联谊社。

　　1946年3月底，国方代表先期到达中苏联谊社，首席代表为北京军调部副参谋长钮先铭(后曾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副首席代表蔡宗濂，主要成员有黄界新、陈公略等，共计十来人，被安排在7楼住宿。美方代表只有克拉克等三人，住在铁路宾馆，出场不多。各大报纸的记者陆陆续续抵达中苏联谊社后，被安排在6楼。4月1日，代表也抵达中苏联谊社，首席代表饶漱石(后为李立三)，其余代表有张经武、王守首、谭政、、伍修权等，还有新华社记者刘白羽、周而复、英文翻译柯柏年等，共计50人，被安置在5楼。

　　代表抵达沈阳飞机场时才下午1点左右，因方面故意留难，机场检查长达两、三个小时，所以到达中苏联谊社时已4点多了。饶漱石的随从给了我一张代表的名单，当看到刘白羽、周而复两人的名字时，饶说：“这两位是新闻工作者。”接下来代表进入饭厅(在1楼)，共进晚餐，饶漱石依次将代表介绍给我。全部介绍完后，饶宣丰张经武为共方联系人。张经武是湖南长沙人，曾在长郡中学读书，而我也曾在该校读过初一，故与张经武算是校友。后来张经武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提任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进藏部队政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务。

　　我了解到，黄界新等人认为，代表到七楼架电台会对国方电台造成干扰，因此极力阴止。我说，不让架电台无法向共方交代。黄界新说，是架电台的人不同意。当时电台负责人班冀超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比我抵一届，早在武大学习期间，我就和他很熟悉，我便对黄界新说：’班冀超那边由我去做工作。”结果跟班冀超一讲，班说，没问题、没干扰，于是黄界新无话可说，只好让代表冯铉(江苏武进人，当时为上校军衔，解放后曾任驻瑞士大使等职)到七楼，占用楼梯东边的房间，架好电台。

　　代表王守道的弟弟被拉夫从湖南拉到沈阳修飞机场，做了近半年，由于劳动强度大，王弟又身体虚弱，积劳成疾，再做下去恐有性命危险。王守道得知后，通过张经武要求我将他弟弟保出来，并希望我送路费让他弟弟回老家。我听后满口答应。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我的身份，我以湖南同乡会副秘书长的名义派人与飞机场取得联系。碍于我的少将地位，飞机场只好同意将王弟放出来。我又派人乘火车送王弟到天津，最后经上海辗转回湖南。后来我们没有联系过，如果王守道弟弟现在还健在，也应该是八十开外的人了。

　　四月份是谈判的高峰时期，因此召开鸡尾酒会很频繁，平均每周双方就要各开一次，而且时间一般只相差一天。4月3日晚上，的首次鸡尾酒会开始了。开会之前，代表已预先在会场四周的墙壁上布置了许多照片，让观众了解延安的有关情况。这些照片均拍得很好，有几张是反映延安举行文艺演出的。代表发表了长篇讲话，内容主要是他们对本次谈判的意见，即“要和平、不要战争”，并说他们此番前来是有诚意的，讲得有条有理。柯柏年的翻译水平也很出色，现场翻译又准确又流畅，而且感情充沛。解放后他凭自己过硬的外文水平和不凡的外交才能担任了驻罗马尼亚大使。相比之下，古志安的翻译水平显得略为逊色，这倒不是因为他英文功底差，主要是他不懂政治，不能象柯柏年那样把前后的内容用无形的绳子串起来。没过多久，大约在1946年8月，古志安就患肺结核去世了。

　　分析认为，从战略形势上讲，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牢牢控制在手中，国方只控制了几个点和从山海关到长春的铁道线，而且随时都有被共方切断的可能，国方只拥有有限的点和线，却据有广大的面：在地理条件方面，占领了有利的地理位置，拥有物产丰饶、幅员辽阔的广大地区，易守难攻：后勤补给上，可以就地取材，国方要从关内大量调度，难度相当大：而兵源补充方面，因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而取之不尽，国方则战死一个少一个：武器装备上是同样道理，可以就地补充：从双方士气上讲，共军明显胜过国军：军队内部的团结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国方派系很多，有中央军、地方军，有正规军，也有杂牌军：而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民心向背的情况是，为东北解放区百姓斗土豪、分田地，深得百姓拥护，国方由于政令不行，苛捐杂税众多，贪污腐化现象层出不穷，因此令广大人民失望。总之，东北地区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战争不发生则已，一旦打起来，用不了多久，国方就会失败。

　　李立三正名的第二天，有一个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妇女刘秋影要求会见。原业刘的丈夫姓汪，是善后救济总署东北分署的署长，在长春被共方俘虏了，当此和平谈判之际，刘要求李立三转告军方，将她丈夫释放并送回沈阳，李立三接受了她的请求，刘秋影很高兴，与李立三进行了约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她向李立三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很幼稚，其中有个“共产共妻”问题，李立三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共妻呀!有的，有的，在非洲有几个原始部落是实行共妻的。”

　　队伍来到联谊社后，派了七、八个代表进社交涉，要求会见代表。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代表避而不见。学生代表想冲到楼上去寻找，招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他们挡住了。学生代表质问为何不让他们上去，我说，我是这里的负责人，负责接待代表，有责任保护这些客人的安全：撤走机器是苏联红军的事，与代表无关。当时记者问，这些话是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上面的指示。我说，是我个人的。记者追问要不要请示上级，我坚定地说：“不用，我个人全权负责!”